殘酷一叮

　　呼格吉勒圖這個蒙語名字有些拗口，卻寓意“幸福之地”“大好前途”。名字的主人，生命永遠停留在18歲。正義逡巡18年後終於降臨，12月15日，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對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、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審判決:“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無罪。”當“正義遲到18年但不會缺席”這樣的聲音刷屏時，更多人感到的是同情與欣慰。但一切似乎都晚了，輿論里的情緒也五味雜陳。
　　□任鵬
　　《京華時報》率先發問:正義為什麼會姍姍來遲?是什麼遮蔽了正義之光?又是什麼再次催動了正義的腳步?隨後交代呼格案的歷史背景，“刑法典尚未公佈，疑罪從無等基本原則尚未普遍實施，而‘嚴打’仍是社會治理的一種手段。少數辦案人員的失職瀆職，背後其實是整個社會法治的缺失。”
　　更多的聲音，把“呼格案”放在了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中，“呼格案的逆轉，同樣與法治大潮的奔涌息息相關。法治理念的不斷啟蒙，乃至依法治國的宏大語境，是呼格案沉冤昭雪更深層的背景。”
　　但也有不同的聲音。
　　微信公眾號“團結湖觀察”感嘆“呼格吉勒圖本來並無出頭之日”，“當地警方在辦案的過程中，存在明顯的炮製冤案的做法，如製造偽證等。在真凶出現之後，原本被保存的精斑等證據又神秘消失，表明有人刻意消滅證據，阻礙案件重審。內蒙古有關方面也曾努力推動案件再審，卻總是無疾而終，更顯示冤案平反的阻力十分強大……不僅冤案的形成帶有某種系統性，冤案的擱置同樣是‘合力’的結果。”
　　“並非法律自身起了作用，而是源於政治氣候的推動。”@真班布爾汗的觀察一針見血，“呼格吉勒圖死於政治(嚴打)，‘生’於政治，相形之下，呼格父母的努力，好心人的幫助，法律的有效運轉，都顯得卑微而渺小。”
　　當然，此時任何情緒的宣泄已經起不到多大作用。更多輿論的視角，設置了多重議程，覆蓋了追責、賠償、反思等方面。
　　老牌的《新民晚報》則擔憂正義遲來與公信重建的問題，“長期以來，雖然‘以事實為依據，以法律為準繩’一直寫在我們的法典中，‘重證據，不輕信口供’也常常掛在公安司法人員的嘴上，但‘命案必破，從重從快’等急功近利的口號及觀念依然存在，甚至在一些人的思想深處根深蒂固。雖然正義終究來了，但的確來得太遲，而且成本過高了。這需要司法界直面以對，需要全社會深刻反思。”
　　“呼格案的教訓如何超越命運偶然?”《京華時報》把探討提升了一個層次，“好的司法制度，當能讓民眾免於被冤屈的恐慌。好的糾錯機制，當能超越命運偶然。對於既存的冤案，有錯必糾是第一步。對於新發的案件，有法必依、嚴格執法、公正司法才是關鍵。”
　　《京華時報》同時還引述內蒙古高院“呼格案”封閉複查組原副組長薩仁的話，讓自己的態度更鮮明，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無罪推定、疑罪從無、證據裁判、控辯平等、正當程序、非法證據排除等，這些先進的司法理念，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，而是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到每個案子上去。”
　　《法制日報》則試圖從呼格案的悲劇感中尋找答案，“可以檢討的空間很大，真正值得深思的是，刑事訴訟制度中的各種防錯糾錯機製為何失靈，一起案件那麼多人把關，為何仍然釀成悲劇?”
　　《北京青年報》把個案正義和制度正義這兩個有著邏輯關係的選項一前一後放置。“反思呼格吉勒圖案，首在反思錯案的發現機制。如果沒有疑似真凶趙志紅的落網，呼格吉勒圖案的最大可能，仍是塵封在日漸發黃的司法檔案里，並漸漸被遺忘。借助制度正義去促進普遍正義，這一工作雖有難度，但也應勇敢面對。清理舊賬，是為更好地前行。有錯必糾之後，方能心無牽絆地給民眾一個確定性的答案:制度正義已然可期。”
　　在有足夠的反思之後，更多的期望也產生了。輿論的視角轉向和呼格吉勒圖命運相似的聶樹斌身上。
　　對“類似呼格案出現了之後怎麼辦”的疑問，薩仁建言，“應該有一個及時而公開的審查機制”，比如說“最高法直接審查，還可以指定異地法院審查”。
　　要推動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，尋找官民最大公約數併在此基礎上凝聚共識，攜手共進是最可行的路徑。民眾圍觀冤案，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自我的關懷:圍觀者多在別人的故事里讀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　　《人民日報》似乎在為探討做總結，“讓疑案爭論推動法治共識”，“即便從王書金落網後主動交代自己才是聶樹斌案真凶時算起，也已過了將近10年……輿論對聶樹斌案長達十餘年的關註，說明其重大，也說明其複雜。這樣一起‘社會高度關註的重大複雜案件’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也決定著司法公信這個大木桶上最短那塊板的長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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